余淼杰表示，当前正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期，也是中美科技博弈的关键阶段，统筹推进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就必须审视现行的人才培养路径。他指出，分类培养旨在缓解制造业人才缺口，但在执行中，普通高中与职业教育的中考分流演变为硬性约束，形成了实质性的“高考前置”，这对国家人才储备和劳动力结构升级将产生深远影响。
余淼杰分析认为，刚性中考分流带来的结构性问题，不利于国家人才储备战略、削弱了我国的人口红利优势；同时也不利于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升级，或将放大数字革命带来的就业冲击；还存在损害教育公平的风险。
余淼杰提到，一方面，青少年的生理发育阶段性差异被忽视，可能固化其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制度性壁垒依然存在。部分城市中考、高考中的户籍限制，使得部分学生被迫报考本地中职或返回原籍考试。这背离了教育的“人民属性”。
由此，余淼杰建议，要纠偏中考刚性分流，强化高中阶段基础教育重要地位。
首先是明确禁止各地教育部门以比例化指标推动普职教育分流，不得硬性限制普通高中招生规模。同时，将“普职分流固定比例”列入教育督导负面清单，对违规地区进行专项治理。
其次是取消中考与教育分流绑定关系，恢复中考作为学业水平评价的定位。同时，明令禁止初中学校为“升学率”“重点率”等绩效游说学生放弃中考。坚决遏制“高考前置”趋势，避免一次考试决定发展方向。另外，规范学生自主填报志愿制度，将学生自身意愿作为主要决定因素，录取名额由普通高中按照办学条件自主决定，不得以行政命令进行比例限制。扩大普通高中招生规模，将普高学位供给不足视为各地区教育治理缺陷。
与此同时，要调整职业教育发展重心，构建数字素养贯通培养体系。
余淼杰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规定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在他看来，落实这一目标应重点放在职业本科建设上，而不是过度强调中职教育，应引导重点高校在智能制造等领域向职业大学开放资源。
同时，顺应数字革命浪潮，系统性展开“低技术岗位数字化替代风险”动态评估，及时裁撤或缩减易被替代的技能岗位招生规模。此外，要构建数字素养贯通培养体系，在小、初、高阶段增设数字素养课程（不纳入中高考），培养数字化思维。
破除制度性壁垒、拓展青少年公平发展的成长空间同样重要。余淼杰还建议，扩大普职融通实验班试点范围，规范“由职转普”的成绩评估体系和学籍转换程序，重视衔接段过程，以“小学期”等灵活形式帮助学生适应培养模式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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