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1日，是我家一个刻骨铭心的日子。

那天中午，我送母亲坐公交车回宝堰。等车间隙，我们聊起父母的农保和医保。母亲说，两人每月的农保加起来有七百多，平时舍不得用，总要等到过年才一并取出来。父亲在工地做零工，一天两百，今年断断续续做了近两百个工。这些钱应付日常开支，也攒不下什么。

父亲具体做什么工，我始终不清楚。每次问，他都只答：“不辛苦，不危险。”可他今年已经七十二了。从十四岁起，他就开始靠力气吃饭。前半生，他常为没能给我们更好的生活而愧疚；到了晚年，那份“执拗”丝毫未变——他要自食其力，绝不拖累儿女。

我对母亲说：“周日让爸歇一天吧。我买点螃蟹，弄几个下酒菜，请他来喝两杯。”

下午四点多，我正在营业厅忙，母亲的电话突然打来。她开口就说：“你先别急……”可下一句却是：“你爸从脚手架上摔下来了。”

我立刻关了店，赶往康复医院。120随后呼啸而至。父亲被抬下担架时，耳朵里全是血，人已昏迷。他先在大港医院做了初步检查，在急救室里，医生一边调阅传来的检查单，一边重启检查，一边急促地问我父亲病史、过敏史，并让我联系在上海的弟弟。

我几乎本能地抗拒：“先别告诉弟弟，我爸会没事的，这里有我就行。”
医生语气坚决：“不行，这么大事，儿子必须知道。”

他的意识越来越模糊。医生剪开他全身的衣服。我穿着防护服，在CT室里陪着他。他开始在CT床上无意识地扭动，我怕按不住他，急得哭出声。手里还握着护士塞的呼吸球，要规律地按压，三秒、五秒一次……我一边机械地数着，一边顺床的方向送他进去，某一刻，连数数都乱了。

后来才知道，父亲之所以摔下来，是因为工地的小工头图省事，在底下推了一把脚手架。

可当小工头第一个打电话给母亲时，母亲只提了一个要求：“请迅速转到镇江大医院抢救。”说完，反倒安慰他：“别太担心，不怪你，他一定会没事的。只要把人救回来，我们只要人平安！”

17点12分，父亲被推进六楼手术室。母亲这才给弟弟打了电话。

亲友们的电话接连不断打来。母亲一遍遍重复父亲的状况，也不停安慰电话那头哽咽的人。

手术室外，我、母亲和小工头死死盯着显示屏，手心里全是汗，一会儿滚烫，一会儿冰凉。母亲几次转头对小工头说：“你别太有负担，他会没事的。只要人平安，别的都不重要。”

20点32分，手术终于结束了。父亲却被送进重症监护室。医生说，手术算是成功的，但还未能脱离危险期。

工友、老板、村里的邻居，电话仍一个个打来。好些人在那头直接哭了。

我的父母，一生勤快，为人良善。他们的好，许多人都记在心里。

重症监护室，是一个怎样的残酷现状，我们不敢想像，父亲的一生，劫难重重，几十年历经的风雨，像一幅惊涛骇浪的长卷，此刻正缓缓在我眼前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