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研究成果在Nat. Commun., J. Am. Chem. Soc., ACS Nano, Angew. Chem. In. Ed. 等顶级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15篇，其中8篇为第一作者/共同第一作者，1篇为共同通讯作者。参加国际国内学术会议14次。回国后，黄恺也展现出强劲的学术实力，成功申请并获得了多个项目的支持。他主讲的《物理化学》课程还入选了广东省一流本科课程。

然而，即使如此，他仍然没有通过“非升即走”的考核。“非升即走”制度源自美国大学的tenure-track制度，旨在筛选出最有能力的学者，保证师资质量。但在中国落地后，这一制度逐渐变异为一种高压考核机制。新入职的教师会签订一个3-6年的合同，到期时若未达到晋升标准（通常是晋升为副教授或教授），就必须离开。考核标准往往包括论文数量、科研项目、教学课时等多重要求。

理论上，这是一种激励机制；实践中，却常常成为压垮教师的最后一根稻草。尤其是对于那些已经年到中年，拖家带口的学者来说，“非升即走”不只是一份工作的得失，更意味着整个职业生涯的崩塌。黄恺今年41岁，这个年龄的学者通常正处于事业黄金期，但也面临着家庭、健康等多重压力。一旦失去教职，重新寻找合适岗位的难度极大。

有知情人谈及黄恺离世原因时支支吾吾，只是说了一个字：“卷”。这个字背后，是当今学术界残酷的竞争现实。即使是黄恺这样拥有诺奖得主弟子光环、北大背景的学者，也难以在日益内卷的学术环境中安身立命。实际上，青年教师因“非升即走”压力导致的心理健康问题乃至极端事件，已不是个例。

合理的“非升即走”应该是有合理考核标准、有充分学术支持、有透明评价过程的机制，而不是简单粗暴的“发文量淘汰制”。更重要的是，学术评价应当多元化，允许不同类型的学者发展不同的学术道路。高校应当为青年教师提供更多心理支持和职业指导，帮助他们应对压力，规划职业发展。同时，也应当为那些未能通过考核的教师提供合理的退出机制和转岗机会。

黄恺的离世再次敲响了警钟。当我们谈论“非升即走”、学术评价、大学排名时，不能忘记这些制度背后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是有家庭、有情感、有梦想的学者。学术制度不应该成为摧毁学者的机器，而应该成为培育学术的沃土。一个健康的学术环境，应当允许失败，包容多样性，关注人的全面发展。

希望他的离世能够引起更多对学术评价体系和青年教师生存状态的关注与反思。希望这样的悲剧不要再发生。

不在一个层面 所以不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