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男子患癌，去上海花500挂号费看病，医生只说一句就让他走
挂号单上的数字让我肉疼。
五百块。
我从南京坐高铁到上海，就为了这张纸。窗口的小姑娘面无表情地敲键盘，我递过身份证和钱的时候，手有点抖。不是因为紧张，是疼的。肝区那块已经疼了快两个月，一开始我以为是胃，吃了两盒斯达舒，屁用没有。
后来单位体检，B超医生把探头压在我肋骨下面，来回扫了好几遍，脸色不太好看。她没说话，但我从她抿着嘴唇的动作里读出了点什么。
我今年四十二岁，在南京一家国企做行政，不抽烟不喝酒，连熬夜都很少。我想不通。
报告出来那天，体检中心的医生建议我去大医院复查。我老婆当时就哭了，她说要去上海，找最好的专家。
“网上查了，中山医院肝外科有个主任，全国都有名。”她把手机递到我面前，屏幕上有那位专家的介绍，密密麻麻的履历，挂号费五百。
五百就五百吧。
我挂了号，请了年假，一个人坐上了去上海的高铁。没让老婆陪，家里还有孩子要带，她请不了假。
候诊区的人多得让我喘不过气。
我坐在塑料椅子上，旁边是个瘦得脱相的中年男人，皮肤蜡黄，眼白也黄。他老婆扶着他，手里攥着一沓检查报告，厚得像本小说。对面是个老太太，头发花白，坐在轮椅上，闭着眼睛，嘴唇一直在动，不知道在念叨什么。
我低头看自己的挂号单，上面写着上午九点半。现在已经十点四十了。
“叫到几号了？”旁边那个瘦男人问我。
“三十二。”我看了一眼显示屏。
“我是四十一。”他叹了口气，“每次来都这样，一等就是大半天。”
他老婆给他拧开保温杯，他喝了一口水，呛得咳了半天。那咳嗽声听着就不对劲，像有什么东西堵在喉咙里。
“你是第一次来？”他缓过来以后问我。
“嗯。”
“看什么？”
“肝上有点问题。”我没说太细。
他点点头，没再问。在这个候诊室里，大家心照不宣，能坐在这里的，没几个是轻症。问多了，反而尴尬。
又等了四十分钟，终于叫到我了。
我站起来的时候，腿有点麻。穿过走廊，推开诊室的门，里面的空调开得很足，冷得我一激灵。
周主任坐在电脑后面，六十多岁的样子，头发花白，戴着一副金丝眼镜。他面前堆着厚厚一摞病历本，旁边还站着两个年轻医生，大概是学生或者实习生。
“坐。”他头都没抬。
我把在南京做的所有检查报告递过去，B超、CT、血常规、肿瘤标志物，厚厚一沓。他接过来，翻得很慢，一张一张地看。
诊室里很安静，只有翻纸的声音。
我盯着他的脸，想从表情里读出点什么，但他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看了大概三分钟，他把报告放下，抬起头看了我一眼。
“你把衣服撩起来。”
我照做，把衬衫和里面的背心卷到胸口以上。
他站起来，走到我身边，手按在我右边肋骨下面。那只手很凉，手指有力，按下去的时候我差点叫出来，疼得我额头瞬间冒汗。
“这里疼？”
“疼。”
他换了个位置，又按。
“这里呢？”
“也疼。”
他收回手，回到座位上，拿起笔在病历上写了几行字。我放下衣服，等着他说话。
他写完，把病历合上，推到我面前。
“你这个情况，我建议你回南京治疗。”
我愣住了。
“医生，我专门从南京过来的，您看这报告……”
“我看了。”他打断我，语气很平淡，“报告很清楚，你回你们南京的鼓楼医院，或者省人民医院，都可以处理。”
“可是……”
“没有可是。”他把眼镜摘下来，揉了揉眼睛，“你这个情况，没必要在我这儿看，回去治，一样。”
我坐在那里，不知道该说什么。花了五百块挂号费，坐了将近两个小时的高铁，等了一上午，他就跟我说了这么一句话。
“医生，您能不能再仔细看看，我家里还有两个孩子，我……”
“我看了。”他又打断我，这次语气重了一点，“正是因为你家里有孩子，我才让你回去治。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没明白。
但旁边站着的那个年轻医生好像明白了，他看了我一眼，眼神里带着点说不清的东西。
周主任站起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这个动作很轻，但我觉得肩膀上像压了块石头。
“回去吧，听我的，回南京去治。”他说完这句话，就叫了下一个号。
我拿着病历站起来，走出诊室的时候，候诊区还是满满当当的人。那个瘦得脱相的中年男人还坐在那儿，看见我出来，问了句：“怎么样？”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我掏出手机给我老婆打电话。电话接通了，我还没说话，她就问我怎么样。
“医生让我回南京治。”
“为什么？”
“不知道，就说不需要在他这儿看。”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那……那是什么意思？是治不了吗？”
“他没说治不了，就说让我回去。”
“你再问问他啊，你花了五百块钱，他就跟你说一句话？你问他清楚啊！”
“他叫下一个病人了。”
我老婆在电话那头开始哭。我听着她的哭声，心里堵得慌，但说不出来是什么感觉。
我坐在医院走廊的椅子上，把刚才医生说的话翻来覆去地想。他按我肚子的时候，手指很有力。他说我家里有孩子，让我回去治。
走廊里人来人往，有推着轮椅的，有举着输液瓶的，有拿着化验单小跑的。我坐在那儿，像块石头。
过了大概二十分钟，我站起来，决定再去问问。至少问清楚，为什么不能在他这儿治。
我走到诊室门口，门关着，里面传来说话的声音。我敲了敲门，没人应。又敲了两下，门开了，是那个年轻医生。
“有事？”他问我。
“我想再问周主任一个问题。”
他回头看了一眼，周主任正在给另一个病人看片子。年轻医生走出来，把门带上。
“周主任的诊断已经很清楚了。”他说。
“我不明白，为什么让我回去？”
他看了我一眼，犹豫了一下。
“周主任的意思是，你的情况，没必要花那么多钱在这儿治。”他压低声音，“你那个肿瘤，位置不好，已经侵犯血管了。在这儿做手术，费用高，而且效果不会比南京好。”
我听着，手开始抖。
“那……还有多长时间？”
他摇了摇头，没说话。
我明白了。
从医院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阴了。上海的冬天没有南京冷，但风刮在脸上还是疼。我把棉袄的拉链拉到最高，站在医院门口，不知道该往哪走。
手机响了，是我老婆。
“怎么样？又问了吗？”
“问了。”
“怎么说？”
我看着医院门口的车流，红灯亮了，一排车停下来。
“他说没必要。”
电话那头又沉默了。
“你先回来吧。”过了好一会儿，她说。
“嗯。”
挂了电话，我在医院门口站了很久。有出租车按喇叭，问我要不要走，我摇了摇头。
后来我沿着街道走，也不知道走了多远。路过一家包子铺，买了两个包子，站在路边吃。包子是热的，但吃到嘴里什么味道都没有。
我想到两个孩子，大的上五年级，小的刚上幼儿园。小的那个前两天还问我，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我说爸爸去上海看病，回来给你带好吃的。
我掏出手机，在附近找了家超市，买了一盒大白兔奶糖，一盒曲奇饼干。
结账的时候，收银员看了我一眼，大概是我脸色不太好。她问我，要袋子吗？我说要。
拎着东西走出超市，天已经完全阴下来了，好像随时要下雨。
我站在路边，掏出手机订回南京的高铁票。最近的一班是两个小时以后。
坐在高铁站候车室里，我打开手机，搜了一下南京肿瘤医院。网页上跳出来很多信息，专家介绍，预约挂号，交通路线。
我翻了翻，又关掉了。
候车室里人很多，有拖着行李箱的年轻人，有抱着孩子的妇女，有戴着耳机闭目养神的中年人。
我旁边坐着一个女孩，大概二十出头，戴着口罩，头发染成棕色。她一直在看手机，偶尔笑一下。
我看着她，想起了我女儿。她上五年级，也喜欢看手机，周末的时候躺在沙发上，抱着平板看动画片。我老婆总说她，她也不听。
高铁来了，我上了车，找到座位靠窗的位置。窗外的景色飞快地往后倒退，田野、村庄、工厂、楼房。
天黑了，车窗上倒映出我的脸。
那张脸有点发黄，眼窝深陷，嘴唇干裂。我盯着那张脸看了很久，觉得有点陌生。
手机又响了，是我妈。
“儿子，怎么样？”
“没事，妈，医生说问题不大。”
“那就好，那就好。”她在电话那头松了口气，“你什么时候回来？我炖了排骨汤。”
“在路上了，大概还有一小时到家。”
“行，你路上小心。”
挂了电话，我把头靠在车窗上，闭上眼睛。
高铁在黑暗中行驶，偶尔有灯光闪过。我闭着眼，感觉到肝区又开始隐隐作痛。
回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我摸着黑上了三楼。门没锁，推开门，屋里飘着排骨汤的味道。
我老婆从厨房里探出头来，看了我一眼，没说话，又缩回去了。
孩子听见动静，从房间里跑出来，小的抱住我的腿，大的站在旁边看着我。
“爸爸，你给我带好吃的了吗？”
我把塑料袋递给她，她翻出大白兔奶糖，高兴地叫了一声，跑回房间去了。
我换了拖鞋，走进厨房。我老婆正在盛汤，背对着我。
“医生到底怎么说的？”
“就说让我回南京治。”
“为什么？”
“他说没必要。”
她转过身来，眼睛红了。
“没必要是什么意思？是治不了？”
“不是。”我靠在厨房门框上，“他的意思是，在南京治也一样，没必要花那个钱。”
“那到底是什么情况？是早期还是晚期？”
“他没说。”
“你没问？”
“问了，他没说。”
她把勺子往锅里一扔，声音很大。
“你花了五百块钱，连个结果都没问出来？”
“我问了，他不说。”
“他不说你就不问了？”
我看着她，她看着我。厨房里只有排骨汤咕嘟咕嘟的声音。
“明天我去南京肿瘤医院。”我说。
她转过身，继续盛汤，肩膀在抖。
“吃饭吧。”她说。
晚饭桌上很安静。孩子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还在为那盒大白兔奶糖高兴。我喝了两碗汤，吃了几块排骨，味道很好，但我吃不出香。
晚上躺在床上，我老婆背对着我，我知道她没睡着。
“你别怕。”我说。
她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她翻过身来，把头埋在我肩膀上，哭了。
“小的才三岁，他怎么办？”
我搂着她，没说话。
窗外的路灯，透过窗帘缝照进来，在天花板上投下一道光影。我盯着那道光，直到后半夜才睡着。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南京肿瘤医院。
医院门口的队伍排到街上，有从外地来，拖着行李，一脸疲惫。我排在队伍里，前后都是人。
前面一个老太太，大概七十多岁，由女儿扶着。老太太一直在咳嗽，女儿拍着她的背，说马上就到了，马上就到了。
我排了四十分钟，挂上了肝胆外科的专家号。
候诊区的走廊里挤满了人，有些坐在轮椅上，有些靠在墙上，有些蹲在地上。护士推着治疗车从人群中穿过，喊着让一让，让一让。
我找了个角落站着，旁边是一个光头的中年男人，正在输液，输液瓶挂在墙上的钩子上。他闭着眼睛，嘴唇发白。
“你是什么情况？”他忽然问我，眼睛还是闭着。
“肝上有点问题。”
“我也是。”他睁开眼，“做了两次介入了，下周做第三次。”
“效果怎么样？”
“还行。”他笑了一下，“活着就行。”
我点点头，不知道该说什么。
叫到我的号了。
诊室里的医生看起来四十多岁，戴着眼镜，表情很严肃。我把上海的检查报告递给他，他接过来，一张一张地看。
看得很仔细。
看完之后，他把报告放下，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
“上海那边的医生怎么说？”
“他让我回南京治疗。”
医生愣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
“你躺到那边床上，我给你检查一下。”
我躺在检查床上，把衣服撩起来。他的手按在我肚子上，比上海的医生轻一些，但我还是疼得皱眉头。
“这里疼？”
“嗯。”
“这里呢？”
“也疼。”
他收回手，让我坐起来。
“你的情况我看了。”他说，“肿瘤的位置确实不太好，但是，不是没有希望。”
我看着他。
“你明天来住院，我们给你做一个全面检查，然后制定治疗方案。”
“能治？”
“能治。”他说，语气很坚定，“但你要配合治疗，心态要好。”
从诊室出来，我给我老婆打电话。
“医生怎么说？”
“他说能治。”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
“真的？”
“真的。”
“那就好，那就好。”她的声音在颤抖。
我站在医院走廊里，窗外阳光很好，照在身上暖洋洋的。走廊里还是那么多人，推着轮椅的，拿着病历的，输着液的。
但我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
我走出医院，站在台阶上，阳光刺得我眯起眼睛。
手机响了，是上海的号码。
我接起来，是那个年轻医生的声音。
“您好，我是中山医院周主任的学生。”
“我记得您。”
“周主任让我给您打个电话。”他说，“他让我告诉您，您的肿瘤虽然是晚期，但还有手术的机会。他之所以让您回南京治疗，是因为南京肿瘤医院的肝胆外科在全国排名很靠前，而且费用会低很多。他怕您在上海花太多钱，术后恢复和后续治疗会跟不上。”
我握着手机，说不出话来。
“周主任说，治病不是治一次，是治一个过程。他让您回去，是替您考虑。”
“谢谢。”我说，声音有点哑。
“不客气，祝您早日康复。”
挂了电话，我站在医院门口，阳光还是那么刺眼。
我仰起头，深吸了一口气。
空气里有消毒水的味道，有汽车的尾气，有路边小吃摊飘来的香味。
我走下台阶，往地铁站走去。
住院手续办得很顺利。
病房在三楼，四人间，我分到靠窗的那张床。窗外的景色不怎么样，对着另一栋楼的墙面，但好歹有阳光能照进来。
同病房的三个病友，一个是肝癌术后的老李，六十二岁，安徽人，说话嗓门大。一个是做介入治疗的张哥，四十岁出头，光头，就是昨天在走廊里遇到的那个。还有一个床位空着，听说下午有人住进来。
我老婆帮我把东西收拾好，衣服叠进柜子里，保温杯放在床头柜上，又从包里掏出几个苹果，洗好了放在盘子里。
“你回去吧，我一个人能行。”我说。
“下午还要做检查，我陪着你。”
“不用，你回去照顾孩子。”
她看了我一眼，没再坚持。她走的时候在门口回头看了我一眼，嘴动了动，想说什么，最后什么也没说。
下午做了一堆检查。
抽血、B超、增强CT、心电图，一个接一个。我被护工推着在医院的各个楼层之间穿梭，走廊里永远是那么多人，电梯永远是那么挤。
做增强CT的时候，护士给我扎了一针造影剂，冰凉的液体顺着血管流进去，整个人像被什么东西从里面冻住了。
“别紧张，正常反应。”操作室的医生通过麦克风说。
我躺在机器上，头顶是白色的机壳，耳边是机器运转的嗡嗡声。我闭上眼睛，脑子里乱糟糟的。
检查结果要明天才能出来。
回到病房的时候，第四个病友已经住进来了。是个年轻人，看起来不到三十岁，瘦得厉害，颧骨高高凸起，眼窝深陷。他躺在床上，正在看手机。
“你好。”我跟他打了个招呼。
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点了点头，又低下头看手机了。
老李从厕所出来，看见这情形，凑过来小声跟我说：“那孩子，肝癌晚期，来的时候已经转移了。”
我看了那个年轻人一眼，他还在看手机，手指在屏幕上划来划去。
“他家里人呢？”我问。
“下午他妈来了一趟，走了。”老李说，“他妈眼睛哭得跟核桃似的。”
晚上，病房里很安静。老李打着呼噜，陈哥在床上翻来覆去，那个年轻人还在看手机。
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睡不着。
手机响了，是老婆发来的微信。
“睡了吗？”
“还没。”
“检查怎么样？”
“还行，等结果。”
“嗯，早点睡。”
“好。”
我把手机放在枕头旁边，闭上眼睛。
过了大概半小时，我听到轻微的啜泣声。
是那个年轻人。
他用被子蒙着头，声音很轻，但在安静的病房里还是能听见。
我不知道该不该过去，犹豫了一会儿，还是下了床。
我走到他床边，轻轻拍了拍他的被子。
他掀开被子，眼睛红红的，手机屏幕还亮着，上面是一个女孩的照片。
“怎么了？”我问。
他摇了摇头。
“疼吗？”
“不是。”他说，声音很闷，“就是想哭。”
我在他床边坐了一会儿。
“你叫什么名字？”
“小杨。”
“多大了？”
“十九。”
十九岁。
我看着他，想起了我儿子。他刚上幼儿园，每天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冲进厨房，问他妈做了什么好吃的。
“怕吗？”我问。
他点了点头。
“我也怕。”我说。
他看着我，眼睛里有泪光。
“但怕也没用。”我说，“该治还得治。”
他没说话，把手机翻过来，屏幕朝下扣在床上。
“那女的是你女朋友？”我问。
“嗯。”
“她知道吗？”
“不知道。”他说，“我没告诉她。”
“为什么？”
“不想让她看见我现在这个样子。”
我看着他，瘦得脱相的脸，蜡黄的皮肤，干裂的嘴唇。
“你应该告诉她。”
“为什么？”
“因为你需要有人陪着。”我说，“一个人扛着，太累了。”
他没说话，眼泪又流下来了。
我在他床边坐了大概二十分钟，直到他睡着才回到自己床上。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杨已经坐在床上吃早饭了。医院配的营养餐，稀饭、馒头、鸡蛋。他吃得很慢，像是在吃药。
“早。”我说。
“早。”他看了我一眼，嘴角动了动，大概是想笑，但没笑出来。
上午查房的时候，主治医生带着一群实习生进来，拿着病历夹，挨个问情况。
问到我这儿的时候，医生看了眼病历，又看了看我。
“检查结果明天出来，到时候我们再详细讨论治疗方案。”
“好。”
他走到杨的床前，翻了翻病历，脸色不太好看。
“今天怎么样？”
“还行。”杨说。
“好好吃饭，营养跟不上，后面的治疗不好做。”
“嗯。”
医生查完房走了，病房里又安静下来。
老李躺在床上玩手机，陈在输液，闭着眼睛。杨坐在床上，看着窗外。
窗外是另一栋楼的窗户，灰扑扑的，没什么好看的。
“你在看什么？”我问。
“没看什么。”他说，“就是发呆。”
我也看向那扇窗户，里面好像是一间办公室，有人在走动，但看不清脸。
“我昨天想了想你说的话。”杨说。
“什么话？”
“告诉她。”
“你决定了吗？”
他点了点头。
“我给她发微信了。”
“她怎么说？”
“她哭了。”杨说，“她说下午来。”
“那不是挺好的。”
“我不知道。”他低下头，“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她。”
“你不需要怎么面对，她来了，你见到她，自然就知道了。”
下午，杨女朋友来了。
她个子不高，扎着马尾，眼睛红红的，手里拎着一袋水果。她站在病房门口，看见杨的那一刻，眼泪又下来了。
杨坐在床上，看着她，嘴动了动，不知道说了什么。
女孩走过去，把水果放在床头柜上，然后一把抱住了他。
“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
“我怕你担心。”
“你傻不傻。”
他们抱在一起，女孩哭得浑身发抖，杨医生拍着她的背，像在哄一个孩子。
我转过头去，不看了。
老李也转过头去，陈护士睁开眼睛看了一眼，又闭上了。
下午的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病床上，落在被子上，落在杨医生的手上。
那只手很瘦，手背上全是针眼。
但他的手背上，还覆盖着另一只手。
那只手很白，指甲涂着淡粉色的指甲油。
我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想起了我老婆。
她昨天晚上哭了，把头埋在我肩膀上，哭了很久。
她说，孩子才三岁。
我说，我知道。
但我没说出口的是，我也怕。
我怕我走了以后，她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怎么办。我怕我女儿长大了，会忘了我长什么样子。我怕我儿子以后被人欺负了，没有爸爸帮他出头。
这些怕，我不敢说。
但躺在病床上的时候，这些怕就像潮水一样涌上来，挡都挡不住。
第三天，检查结果出来了。
主治医生把我叫到办公室，桌上摊着我的CT片子和各项检查报告。
“坐。”他指了指椅子。
我坐下来，手放在膝盖上，攥成拳头。
“你的情况，我直接说。”他翻开报告，“肝细胞癌，肿瘤直径大概五厘米，位置在肝右叶，靠近膈肌。从影像学上看，没有远处转移。”
“那是什么意思？”
“中期偏晚。”他说，“但还有手术机会。”
我松了口气。
“但手术有风险。”他接着说，“肿瘤离门静脉太近，手术过程中如果损伤门静脉，后果会很严重。”
“什么后果？”
“大出血。”他说，“最坏的情况，下不了手术台。”
我看着他的眼睛，那双眼睛很平静，像是在说一件很普通的事情。
“那不做手术呢？”
“不做手术，大概半年到一年。”
“做了呢？”
“如果手术成功，术后配合化疗和靶向治疗，五年生存率大概百分之四十。”
百分之四十。
我在心里反复念叨着这个数字。
“你考虑一下。”医生说，“要不要做手术，你自己决定。”
从医生办公室出来，我站在走廊里，靠着墙。
走廊尽头，一个护士推着治疗车走过来，轮子在地面上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
我掏出手机，给我老婆打电话。
“结果出来了。”
“怎么样？”
“医生说，还有机会，但风险很大。”
“什么风险？”
“手术可能下不来。”
电话那头沉默了。
“你怎么想的？”她问。
“我不知道。”
“你想做吗？”
“我想做。”我说，“但我怕。”
“怕什么？”
“怕下不来。”
“那就别做。”她说，“我们保守治疗，能多活一天算一天。”
“但保守治疗只有半年。”
电话那头又沉默了。
“你做决定吧。”她最后说，“不管你做不做，我都支持你。”
挂了电话，我回到病房。
老李看见我进来，问我情况怎么样。
“医生说还有机会。”
“那就做。”老李说，“我也是做手术过来的，当时医生说风险大，我还是做了。你看我现在，不是好好的。”
“你当时怕吗？”
“怕。”老李笑了，“怕得要死。但我想，横竖都是一刀，不做也是死，做了还有机会。”
陈在旁边插了一句：“我也是这么想的，不做没机会，做了还有希望。”
杨没说话，他女朋友坐在床边，握着他的手。
“你什么时候手术？”我问杨。
“下周三。”他说。
“怕吗？”
“怕。”他说，“但我想好了，我要做。”
“为什么？”
“因为她。”他看了女朋友一眼，“我想多陪她一段时间。”
他女朋友低下头，眼泪滴在床单上。
我坐在床上，想了很久。
晚上，我给老婆打了个电话。
“我决定做手术。”
“你确定了？”
“确定了。”
“那我明天去医院陪你。”
“好。”
挂了电话，我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
天花板上有一块水渍，形状像一朵云。
我盯着那块水渍，直到它变成一团模糊的影子。
手术定在两周以后。
这两周里，要做术前准备，调整身体状态，做各种检查。
我老婆请了假，每天来医院陪我。她给我带饭，帮我洗衣服，扶我去做检查。
有一天晚上，她坐在病床旁边削苹果，削着削着，忽然停下来。
“怎么了？”我问。
“没什么。”她说，继续削苹果。
但她的手在抖。
我把她的手握住。
“别怕。”
“我没怕。”她说，但眼泪还是掉下来了。
“你哭什么？”
“我没哭。”她用袖子擦眼睛，“就是眼睛进东西了。”
我把她搂过来，她的头靠在我肩膀上，身体在发抖。
“等我好了，我们带孩子去旅游。”
“去哪儿？”
“去海边，孩子们还没见过海。”
“好。”
她抬起头，看着我。
“你一定要好起来。”
“我会的。”
手术前一天，杨医生手术。
他被推进手术室的时候，他女朋友一直握着他的手，送到手术室门口才松开。
“我在外面等你。”她说。
“嗯。”杨说，声音很轻。
手术室的门关上了，红色的“手术中”亮起来。
他女朋友坐在走廊的椅子上，抱着他的外套，一动不动。
手术做了六个小时。
六个小时后，杨医生被推出来了。
他躺在推床上，脸色苍白，身上插满了管子。
“手术顺利。”医生说。
他女朋友捂着嘴，哭得说不出话来。
我看着杨医生被推进重症监护室，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感觉。
第二天，轮到我了。
早上六点，护士来给我插胃管。
那根管子从鼻子里伸进去，经过喉咙，一直插到胃里。我恶心得想吐，但胃里什么也没有。
我老婆在旁边看着我，眼睛红红的。
“别哭。”我说，声音因为插着管子而变得奇怪。
“我没哭。”她说。
七点半，手术室的护士推着推床来接我。
我躺到推床上，被推着穿过走廊，进了电梯，再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
手术室的门打开了，里面很亮，全是白色的灯光。
我老婆在门口停下来。
“我等你。”她说。
“好。”
手术室的门关上了。
我躺在手术台上，头顶是无影灯，四周是穿着蓝色手术服的医生和护士。
麻醉师走过来，把面罩扣在我脸上。
“深呼吸。”
我吸了一口气，有一股淡淡的甜味。
然后，什么都不知道了。
我醒来的时候，周围是监护仪的滴滴声。
我试着睁开眼睛，灯光很刺眼，我又闭上了。
“醒了？”一个声音说。
我努力睁开眼睛，看见一个护士站在我旁边。
“手术做完了。”她说。
我动了动嘴，想说谢谢，但嗓子干得像砂纸。
“别说话，你还在恢复中。”
我点了点头，这个动作牵动了腹部的伤口，疼得我龇牙咧嘴。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肚子，上面缠着厚厚的绷带，还有一根引流管从里面伸出来。
我在ICU待了两天，然后转回了普通病房。
我老婆在病房里等着我，看见我被推进来，她站起来，嘴动了动，说不出话。
“我回来了。”我说，声音很弱。
她走过来，握住我的手。
“你吓死我了。”
“我说了我会回来的。”
她哭了。
病房里，老李正在收拾东西准备出院，陈护士还在做治疗，杨靠在床上，脸色还是那么苍白，但他女朋友在旁边给他喂粥。
“欢迎回来。”老李说。
“谢谢。”
我躺在床上，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被子上。
我闭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气。
空气里有消毒水的味道，有粥的香味，还有窗外飘进来的春天的气息。
我还活着。
术后恢复比我想象的要慢。
头三天，我连翻身都困难，肚子上那个口子像一条蜈蚣，从胸口一直延伸到肚脐。每次护士来换药，我都能看见那道伤口，红红的，缝着密密麻麻的线。
“恢复得不错。”护士说。
“这叫不错？”我看着那道疤。
“当然，没有感染，没有渗液，已经很好了。”
我老婆在旁边听着，松了口气。
第四天，我能下床了。
她扶着我，在病房里走了几步。每一步都像是踩在刀尖上，腹部的肌肉一用力就疼。
“慢点。”她说。
“没事。”
我走了大概十步，额头上全是汗。
“歇会儿吧。”她把轮椅推过来。
“我再走几步。”
又走了五步，实在走不动了，才坐下来。
杨医生在旁边看着我，他术后恢复得比我快，已经能自己走到走廊里了。
“加油。”他说。
“你也是。”
我坐在轮椅上，喘着气。
窗外是另一栋楼的窗户，那间办公室还在，里面的人还在走动，还在打电话。
我看着那扇窗户，脑子里在想，等我好了，我要做什么。
我要带孩子们去看海。
我要陪我老婆去逛街，她说了好久想买一条裙子。
我要回老家看看我妈，她炖的鸡汤还在等我。
这些事情，以前觉得稀松平常，现在想起来，每一件都珍贵。
两周后，我出院了。
出院那天，天气很好，阳光灿烂。
我老婆来接我，帮我把东西收拾好，扶着我走出病房。
杨医生还在做治疗，他女朋友坐在旁边，握着他的手。
“保重。”我说。
“你也是。”他说。
老李已经出院了，陈护士也出院了。病房里只剩下杨医生和那个空着的床位。
我走出病房，走过走廊，走进电梯。
电梯里挤满了人，有穿着病号服的，有提着饭盒的家属，有推着轮椅的护工。
我看着这些人，忽然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
走出医院大门，阳光刺得我眯起眼睛。
我老婆扶着我，慢慢走下台阶。
“回家。”她说。
“回家。”
我坐在副驾驶上，看着窗外的街道。南京的街道还是那么熟悉，梧桐树、小吃店、公交车站。
但我觉得，一切都变了。
或者说，是我变了。
回到家，两个孩子冲出来，大的叫了一声爸爸，小的抱住我的腿。
“爸爸你好了吗？”大女儿问。
“好了。”我摸了摸她的头。
“那你还能陪我去游乐园吗？”
“能。”
“什么时候？”
“等爸爸再养养。”
她有点失望，但还是点了点头。
我老婆在厨房里忙活，炖了鸡汤，做了我最爱吃的红烧肉。
饭桌上，我喝了一碗鸡汤，吃了几块红烧肉。
“好吃吗？”她问。
“好吃。”我说。
她笑了。
吃完饭，我坐在沙发上，孩子们在旁边看电视。
我老婆坐在我旁边，头靠在我肩膀上。
“你瘦了好多。”她说。
“会胖回来的。”
“嗯。”
电视里放着动画片，孩子们看得哈哈大笑。
我搂着她，看着电视，觉得这一刻，比什么都好。
晚上，躺在床上，我老婆睡着了，呼吸很平稳。
我看着她，月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她脸上。
她老了，眼角有皱纹了，鬓角有几根白头发。
我伸手摸了摸她的脸。
她动了动，没醒。
我把手收回来，放在自己肚子上。
那道伤疤还在，摸上去硬硬的，像一条蜈蚣。但伤口不疼了，只有轻微的痒，在愈合。
我闭上眼睛。
明天要去医院复查，后天要去化疗。
后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那又怎么样呢。
我还活着。
我还有机会。
这就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