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政府，富企业，穷居民——现在消费率低的本质原因是财富分配上老百姓拿到的钱太少了。”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在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上的这番总结，字字珠玑，一经说出便引爆全场。

他长达30分钟的演讲，透彻剖析了中国居民消费偏低的核心症结，堪称当天最敢说、最具洞察力的经济分享。

中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仅38%，远低于英国的64%、美国的68%，甚至比全球55%的平均水平低17个百分点。全网专家都在热议“提振内需”，消费不足是公认的客观事实，但老百姓为何不愿消费？不少观点将其归咎于“中国人爱存钱”的传统习惯，言外之意仿佛即便收入提高，大家也舍不得花钱。

但刘元春并不认同这一说法，他指出，居民消费率过低的核心矛盾，根源在于财富分配失衡。

其一，初次分配中居民部门占比过低。中国经济体量快速增长的过程中，企业部门分得的财富过多，而老百姓到手的收入偏少。数据显示，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中国居民部门占比60.6%，比世界平均水平低5.5个百分点；企业部门占比24.7%，则高出5.6个百分点。

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更为明显：美国居民收入占比78%，德国73.2%，均比中国高出十几个百分点。通俗来讲，就是企业利润偏高、员工收入偏低，资本与劳动者在“分蛋糕”时出现严重失衡。这也导致了一种社会现象：富人存钱是因为钱太多花不完，穷人存钱则是因为收入有限，不得不为未来生活预留保障。

其二，再分配调节力度不足。政府本可通过对高收入人群征税、为低收入群体提供补贴等方式调节财富分配。例如欧盟通过税收与福利补贴，能缩小38%的贫富差距，而我国这一比例仅为12%。富人“有钱无处花”、穷人“有钱不敢花”的失衡状态，直接抑制了国民的潜在消费能力。

刘元春进一步追问：为何会出现“企业拿得多、员工拿得少”？为何再分配调节尚未完善？核心原因在于过去40年我国“重投资轻消费”的经济发展模式——企业是投资型企业，有钱就买设备、办工厂，扩大生产力；政府是投资型政府，倾向于将资金投入市政工程、基础建设。

在工业化初期，这种模式确实行之有效，日本、韩国等国家也曾借此实现经济腾飞。但如今，我国制造业、房地产等行业已进入成熟阶段，甚至出现产能过剩、房屋库存积压、企业订单不足等问题，原有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必须将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切换为居民消费。

如何实现这一转变？关键仍要从财富分配入手。一方面，要推动企业将更多利润向员工倾斜，提高劳动者收入占比；另一方面，政府需从“投资型”转向“服务型”，加大对低收入人群的补贴力度，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完善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体系。国企也应主动承担责任，目前我国国企资产已达400万亿，部分国企仍将资金用于扩张投资，未来应让更多国企利润流向居民口袋，回馈社会。

说到底，提振消费的核心逻辑很简单：既要让老百姓兜里有钱，也要通过完善的公共服务消除大家在住房、医疗、养老等方面的后顾之忧，如此一来，居民自然愿意消费、敢于消费。

刘元春的演讲之所以引发广泛关注，正因人们太需要这样敢说真话、立足民生的专家——只有真正站在老百姓的立场思考问题，才能找准消费不足的根源。值得一提的是，“十五五”规划已将居民消费列为首个目标，可见国家已明确方向并将持续发力。

从“强国”到“民富”，或许道路漫长，但唯有让发展成果切实流入每一个普通家庭，中国经济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增长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