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袖善舞，多金善贾”，历史上声名远扬于大江南北的 “镇江帮” 商贾，凭借雄厚财力与丰富经营管理经验，在近代对推动周边地区经济发展发挥了关键作用。尤其是 “镇江帮” 商人将信用视为重中之重，商铺拨款，只需口头承诺，行业内称 “点头算数”，从无争端，信誉之高，闻名四方。镇江公估局的 “二七宝银” 与上海的 “九八规元”，在清末民初同为长江中下游各埠声名赫赫的 “硬通货”，关键就在于一个 “信” 字。下面列举两则镇江商人重信用的史料：
近代以来，镇江丝织业极为昌盛，以此为引领，带动了蚕桑、印染、缫丝、织造等相关行业。丝绸产品以 “江绸” 著称，其质地细软柔滑，物美价廉，畅销国内外。在长期经营中，镇江丝绸业涌现出陶聚茂、陈恒顺、毛凤记、蔡协记四大家，他们工商兼营，依靠强大经济实力，在镇江丝织生产领域占据垄断地位。其中，陶谱华创立陶聚茂谱记绸号于城南谢家巷内，他的三子陶怡，字又怡，自幼随父经商，因严守商规、重视承诺，深受丝织同业敬重。1853 年，太平天国军攻克镇江，为躲避兵灾，陶又怡带领家人经辛丰、丹阳辗转至江北安平的仇家村避难。1862 年，陶又怡积劳成疾，病情日益严重，而他的两位兄弟厚培、怡心恰好外出未归。临终之际，陶又怡招来两位弟媳，郑重叮嘱：“往年有溧阳人王性明，卖丝所得 800 两白银存于我商号，还给了他书券（凭证）。日后王性明来兑现，务必如数偿还，商业以‘信’为本，切不可坏了陶家招牌。” 两年后，果然有一位中年妇女带着孩子来到商号，哭诉道：“我是溧阳王石氏，丈夫王性明已去世两年，他临终遗嘱说有卖丝所得 400 两白银存于贵号陶又怡处，原凭证毁于战火。亡夫嘱咐，陶又怡是忠厚长者，让我前来哀求，他定会怜悯我们孤寡，如数偿还所存银两。” 王石氏说着，悲痛万分，声泪俱下。厚培、怡心因她所说银数与父亲交代的不符，担心有误，便寻访熟悉王家情况的一位伙计，并请其前来当面证实，确认王石氏确实是王性明的妻子。厚培、怡心随即以 800 两白银偿付。王石氏和幼子对二人跪地叩谢，千恩万谢后带着银子离去。在没有借贷凭证，且两位当事人都已离世的情况下，陶聚茂谱记绸号能够坚守为商根本，秉持诚信至上，实在难能可贵。这一 “信义” 佳话一时间传为美谈。
镇江回民人口众多，约占镇江总人口的 3% 左右，这一比例在江苏全省居首。回民向来以善于经商闻名。铜锡器皿业是回民具有代表性的行业，上世纪 20 年代，同时存在涌兴裕、源康、永茂恒、涌泰昌、源康西等五家铜锡店，其中实力最为雄厚的是涌兴裕。镇江涌兴裕由杨白山、杨星斋兄弟二人创办，辛亥革命后由白山之子杨光宇掌管。杨光宇是镇江地方的知名人士，曾先后担任镇江商会常委、商团团副、同业公会主任委员、清真寺寺董等职务，并且一直以 “诚信” 在镇江商界享有盛誉。涌兴裕开设于清光绪年间，最初名为华涌兴，位于西越城内，后来迁至大西路繁华地段山巷东面，此地门面宽敞、房间众多，极具发展潜力，只是资金不足，于是杨家和合作伙伴金家追加股金，将字号改为涌兴裕。涌兴裕业务以批发为主，不仅与苏北各城镇有往来，在长江流域各商埠也有业务往来，尤其与九江涌兴裕来往更为频繁。两地涌兴裕虽各自承担盈亏，但存在连带关系，凡是九江无法生产的铜锡器皿，都从镇江采购。九江当地没有铜炉坊，收下的杂铜全部运往镇江加工，仅九江一处的进出业务累计约占镇江涌兴裕全年营业额的 40% 左右，所以双方合作十分紧密，后来九江涌兴裕成为镇江涌兴裕的分店。
上世纪 20 年代初，镇江清真寺阿訇谈季祯等三人创立 “镇江回教敬恤会”，依照《古兰经》规定征集五功之一的 “天课”，用以救济贫困。所积累的资金全部存于涌兴裕商号内，按月息八厘获取利息，到 1937 年已积累银元上万。镇江沦陷时，日军烧杀抢掠，涌兴裕商号全部财产毁于战火，所存资金也化为乌有。当时店主杨光宇已卧病在沪，经济极为窘迫，为偿还回教敬恤会的资金，杨与九江涌兴裕分号经理金浩如决定，即便倾家荡产也不能丧失信用，毅然卖掉位于九江大中路的三层钢筋水泥结构、面积达 577 平方米的门市房，偿还了敬恤金。最终杨光宇贫病交加去世，但他倾家荡产坚守 “信义” 的高尚品格，长久地在镇江商界流传。
现代商人的价值观念和经营意识与古人相比，虽存在诸多差异，但无论古今中外，但凡成功的商人，在商业道德上所遵循的原则却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都将诚信视为经商成功的首要因素。诚信是中国古代的传统美德，也是今人坚守的准则，更是我国经济建设的基石。
有着百年商埠历史的镇江，注重商业道德，重视商业和谐，生意场上流传着无数感人的诚信故事。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故事长期以来逐渐被埋没。在倡导完善法治诚信的当下，挖掘这些 “过往之事”，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