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抗癌协会理事长樊代明多次公开提醒：临床中约一半肿瘤患者并非死于癌症本身，而是死于过度治疗带来的并发症——手术创伤、放化疗毒性累积，把心、肝、肺、肾等正常器官一点点拖垮，最后瘤子压住了，人却因多器官衰竭走了。 医学的目标应是“人活、瘤控、活得好”，而非赶尽杀绝最后一个癌细胞。
王建国是在市医院体检时发现肺上有结节的。医生当时就皱了眉，建议他赶紧做增强CT。他没犹豫，隔天就去了。结果出来，几个医生围着看，说不太好，得穿刺。穿刺做完，病理报告上写着“可疑”。主治医生跟他谈，说这种情况，按指南可以直接考虑手术切除。王建国问，有没有别的办法，先观察一下？医生摇头，说拖久了风险大。
手术很顺利，切掉了一小片肺叶。术后化验，结节确实是恶性的，但属于非常早期的原位癌。主刀医生告诉他，这东西切干净了，基本就算治愈，连化疗都不用。王建国松了口气，觉得这罪没白受。
出院后三个月复查，影像科医生看着片子，说手术区域边缘有点模糊，最好再做一次PET-CT，排除一下转移。王建国心里一紧，又自费去做了。结果没问题。可肿瘤科的医生看了全套报告，又说血液里有个肿瘤标志物稍微高了一点点，虽然没超正常值，但为了保险，建议做四个周期的预防性化疗，“杀一杀可能残存的细胞”。
王建国不懂医，但听到“化疗”两个字就害怕。他记得樊院士的话，多问了一句：“我这情况，化疗能提高多少生存率？”医生顿了顿，说早期病人本来预后就好，化疗可能提升1%到2%，但副作用是肯定的。王建国回家想了很久，又托人挂了个北京专家的号。线上问诊，专家仔细看了他所有的资料，明确说：“你这个分期，国内外权威指南都不推荐术后辅助化疗。过度治疗对身体的伤害，可能比那点微乎其微的获益更大。”
王建国最终没做化疗。但他同病房的老李，情况类似，却选择了听医生的。四个疗程下来，老李呕吐、掉发，白细胞一度低到危险值，得了肺炎，住了两次院。最后一次化疗结束后，老李瘦了三十斤，肝脏功能也出了异常。再复查时，肿瘤确实没复发，可老李的身体彻底垮了，连上楼都喘。
王建国有时会去医院看望老李。他看到门诊大厅里，依然挤满了拿着厚厚一叠检查单、面色惶惑的病人。导诊台的护士飞快地打着单子，背后的电子屏滚动着各科室的“月度考核指标”。他听说，有病人因为在一家医院做了CT，换家医院看病，又被要求重做，理由是不认外院的片子，“机器参数不同，看不准”。
他想起自己那次多余的PET-CT，八千多块钱，大部分是自费。也想起老李躺在病床上，虚弱地说：“早知道这么受罪，还不如当初赌一把不化。”王建国觉得，樊院士说的那股“风”，好像看不见，却能把人吹得东倒西歪。它藏在那些看似严谨的流程里，藏在医生快速敲击键盘开出的一串串申请单里，也藏在病人不敢多问的沉默里。
风要刹住，光靠院士喊话，大概是不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