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国这幅波澜壮阔的画卷中，吕蒙“白衣渡江夺荆州”的战役无疑是最为独特的一笔。吕蒙以白衣之身，悄然渡江，最终让如日中天的关羽兵败被擒，这场胜利足以证明他所击败的将领威名之盛。同时，“白衣渡江”之战，他在绝对的保密下兵不血刃地占领荆州三郡，巧妙地掌控了关羽的大后方，这无疑是一次绝妙的战术布局。
按理说，吕蒙的这场战役既满足了击败威名赫赫的将领，又展现了出奇制胜的谋略诡计，理应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为何吕蒙却被后世贬低唾弃了两千年之久？难道仅仅是因为关羽那“义气关二爷”的形象在民众心中根深蒂固，使得人们对杀害他的人产生了强烈的反感吗？这种民间情绪，真的应该左右历史和军事专业领域的评价吗？
事实上，吕蒙“白衣渡江夺荆州”的战术成功为孙权夺得了重要的底盘，这在军事上无疑是值得称赞的。然而，他被后世贬低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
首先，我们不得不提及那令人震惊的一幕——背刺盟友并杀害其主将。吕蒙“白衣渡江杀关羽”的行为，在部分人眼中似乎带有某种“正当性”，其理由竟是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背信弃义。然而，要真正解读“背刺盟友”的深层含义，我们必须摒弃演义的渲染，而是依据《三国志》、《晋书》等更为贴近历史真实的记载，来理清荆州的归属权之争。
刘备所谓的“借荆州”，实际上是《三国演义》的文学描述，真实的历史并非如此。实际上，刘备是“占”据了荆州，并与刘表的长子刘琦达成了“换”地的协议。荆州原本属于军阀刘表，刘表逝世后，其子投降曹操，而长子刘琦则与刘备结成了同盟。因此，在赤壁之战击败曹操的南侵后，刘备上书建议封刘琦为荆州牧。从大义名分上看，荆州理应属于刘表的长子刘琦。但三国时期的局势并不仅仅依赖于大义名分，更重要的是“战场上打下的地盘”。
荆州，这片土地孕育了七郡的繁华，南阳郡位处最北，却早已被曹操的铁骑所征服。随后，南郡与江夏郡，作为荆州的心脏地带，也相继落入曹军之手。而在荆州的南部，武陵郡、零陵郡、长沙郡、桂阳郡这四颗璀璨的明珠，依旧闪耀着忠诚的光芒。
赤壁之战后，刘备的军队英勇善战，攻下了江夏郡的北部，以及武陵、零陵、长沙、桂阳四郡，共计“四个半”郡的领土。而孙权的军队也不甘示弱，他们凭借智勇双全，在张飞的帮助下，占领了南郡除“襄阳樊城”以外的绝大部分地区，占得了“一个半”郡的领地。在这样的局势下，刘备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策略，即用“江夏北部”暂时交换南郡的控制权。
随着时间的推移，刘备成功占领了益州，他与曹操争夺汉中的战争也进入了白热化阶段。而此时的孙权，却趁机威胁刘备，要求发兵索取南郡。面对孙权的威胁，刘备在“孙刘联合抗曹”的大背景下，再次做出了妥协，他以长沙郡、桂阳郡两郡更广阔的土地，换取了“南郡”这个抵抗曹魏兵锋的最前线。孙权答应了这一提议，于是刘备派遣关羽镇守南郡，北拒曹魏，南防孙吴。
然而，在吕蒙“白衣渡江”之前，关羽刚刚率领大军攻打襄阳、樊城，他凭借出色的战术，成功地“水淹七军”，活捉了曹魏名将“于禁”。这一战，史书评价为“威震华夏”，展现了关羽的英勇与智慧。然而，就在关羽大胜之际，吕蒙却趁机占领了他的“后方大本营”，并派细作向前线士兵宣传“亲属家人”尽在东吴掌控之下，使得大军崩溃逃散。最终，关羽败走麦城，被孙权擒杀。
在世界各国的历史上，盟友之间的暗中破坏和掣肘并不罕见。前一年还是军事盟友，第二年就可能因为各种原因而撕毁盟约、兴兵讨伐。然而，在“盟约”期间，当对方正在与“共同敌人”对决时，直接率领大军占领对方地盘、杀害对方主将的行为，吕蒙的“白衣渡江”确实开创了一个“罪恶先例”。这一事件不仅违背了盟友间的信任与忠诚，更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第二，“白衣渡江”不仅揭开了军人伪装成商人攻城略地的序幕，更象征着战争规则与伦理底线的重大突破。吕蒙此次的白衣行动，虽然被一些人视为过于传奇，但历史记载明确，其确有其事。这里的“白衣”，并非单纯指衣着，而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代表着商人在战乱中的特殊地位。自古以来，商人在战争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穿行于各大势力之间，互通有无，维系着百姓的基本生存。即便在刀兵血战的战场上，商人也享有特权，能够畅通无阻地穿越关隘，这是战争期间保障民生的基本规则与伦理底线。
在吕蒙的白衣渡江之前，商人已经自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在各国军阵间自由穿行，但军队伪装成商人奇袭敌军的做法却鲜有记载。若以现代视角来比喻，古代战争中的商队，就如同现代的“红十字组织”，在世界战场上享有特殊的地位，负责保障民众的基本生存物资。吕蒙的白衣渡江，便是一场精心策划的“红十字车队”式的奇袭，他巧妙地利用商队的特权，成功地占领了对方的城市。
这一行动无疑是对既有战争规则与伦理底线的挑战。吕蒙此举之后，历史上便再未出现过军队给予商队不受检查、穿行无羁、交换有无的特权。可以说，是吕蒙开创了军人伪装成商人的先河，他的这一策略不仅改变了战争的面貌，更深刻地影响了后世对战争伦理与规则的理解与界定。
第三，白衣渡江战术上虽然夺得了地盘，但在战略上却是“亲痛仇快”之举。在那个三国鼎立的时代，曹魏已经一统北方，势力强大。他们向南用兵，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针对荆州地区的襄阳樊城前线，二是占据合肥，矛头直指东吴的都城南京。对于东吴来说，从守成的角度来看，他们获得刘备攻占的桂阳、长沙两郡后，完全可以选择坐山观虎斗，将南郡这个直接与曹魏交锋的地方交给刘备。
当关羽水淹七军，生擒于禁，曹魏**震动，四处调兵支援南郡前线时，东吴的“战争压力”无疑减轻了许多。然而，就在这时，吕蒙却采取了“白衣渡江”的战术，逼死了关羽，夺回了原本由关羽抵挡的屏障之地。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次战术上的胜利，但实际上，从战略角度来看，这却是一次大输。
东吴历代**都是偏安一隅，既然他们的战略决策是“偏安一隅，韬光养晦”，那么他们就应该坐山观虎斗，让关羽和曹魏全力死战才对。然而，吕蒙的“白衣渡江”却打破了这一平衡，不仅逼死了关羽，还使得孙刘联盟彻底崩溃。接下来的“夷陵之战”虽然东吴赢得了胜利，但孙刘联合抗曹的大势已去。
曹操与袁绍争夺北方霸主的官渡之战、孙刘联合抗曹的赤壁之战以及东吴火烧连营确立三国鼎立的“夷陵之战”被誉为决定三国历史走向的三大战役。而“吕蒙白衣渡江”无疑是“夷陵之战”的导火索，也是孙刘联盟崩溃、注定被曹魏逐一收割命运的开端。这一事件不仅改变了三国的历史走向，更使得东吴失去了与曹魏抗衡的机会，注定要被曹魏逐一收割。
吕蒙，一代名将，曾以“白衣渡江”之计，智擒“武圣”，威震三国。然而，他的背后却是背刺盟友、伪装商人作战的短视之举，这种战略上的失误，如同祸国殃民的毒药，使得他在后世的历史长河中备受贬低，已有两千年之久。
然而，吕蒙的“取死之道”并非仅仅是战略上的失误，更是人性中对于“红线”的无视。在当今社会，我们同样需要铭记这些“红线”，不可触碰。这些“红线”就如同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旦触碰，便会引来无尽的灾祸。
这些“红线”可能是法律法规，可能是道德伦理，也可能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尊重。无论是什么，我们都应该时刻保持敬畏之心，不可轻易触碰。因为一旦越过了这些“红线”，就如同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释放出了无尽的灾难与痛苦。
因此，我们应该从吕蒙的故事中汲取教训，时刻警醒自己，不可触碰那些“红线”。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人生的道路上稳步前行，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