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医院护士，到香港难民
1977年11月，臧健和牵着两个女儿的手，踏上陌生的香港土地。
母女三人本打算前往泰国与她们的丈夫、父亲团聚。没曾想，命运跟她们开了个巨大的玩笑。
1967年，在医院做护士的臧健和，结识了一位来华进行医疗援助的泰国华侨医生。
两人日久生情，援助到期后泰国医生决定留在中国，臧健和以身相许，很快两人生下了两个女儿。
平静的生活被一封信打破。1974年，丈夫得知父亲去世，赶回泰国奔丧，这一去，却没了音信。
直到1977年，臧健和才终于和丈夫取得联系。
在那个出国不太方便的年代，她想尽办法带着两个女儿动身前往泰国，幻想着在东南亚一家团聚。
臧健和到了泰国才发现，在重男轻女思想的荼毒下，虽然官方早就在法律上废除了一夫多妻制，但当地人熟视无睹，只要经济条件尚可，男人三妻四妾就是家常便饭。
更令臧健和扎心的是，婆家嫌弃她生的都是女儿，在这三年里早就给她丈夫安排了另一门婚事，并已经有了一个儿子。
婆家的态度也很明确，只要臧健和接受一夫多妻，可以让母女留在泰国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
但臧健和完全不能接受，在中国自小接受的是一夫一妻制的观念，更何况哪怕她愿意委屈自己，也决不能让女儿被重男轻女的婆家冷眼相待。
此时臧健和进退两难：就这样回去，面对青岛老家的父老乡亲的询问她又该如何作答？
32岁的臧健和并不是第一次面对这种绝境，更不是第一次遭到男人的背叛。
她出生于兵荒马乱的1945年，3岁时父亲留下一句去台湾闯闯便再无音信。
她从小就意识到自己家庭的特殊：父亲缺席令母女的生活风雨飘摇，却也给了她克服苦难的勇气。
转机时，臧健和作出了改变一生的决定：带着两个女儿留在举目无亲的香港，重启人生。
图片蜗居铜锣湾，绝路上的觉醒
留在香港面临的第一大难题，便是住处。
普通人想找个舒适的落脚处都费劲，更何况是带着两个女儿的单亲妈妈。
再三寻找下，臧健和在铜锣湾电车厂的一栋旧楼里找到了住处，只有四平米大小，还没有窗户。
曾经是名体面的护士，如今蜗居在没有窗户的牢笼中，臧健和的心情可想而知，但现实的压力根本容不得让她为落差而难过。
她面临的另一大问题便是工作。三张嘴等着吃饭，听不懂粤语的她只能找不需要交流的体力劳动工作。
最多的时候，臧健和每天要打三份工。前脚在酒楼处理厨余垃圾，后脚赶去其他地方打扫厕所，她还凭借之前的经验，做起私人护工。
每天都要工作至少16个小时，但臧健和也逐渐能为女儿们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甚至还有多余的积蓄可以寄给青岛老家的母亲。
忙碌的代价便是，本该在这个年龄受到父母疼爱的女儿们，无人照顾。
当初她答应房东阿婆，留在家中的小女儿只能待在房间里，不可以在其他区域活动。
可小孩哪懂得合同里的条文，孩子总会想尽各种办法溜到客厅看几眼电视上播放的动画片。
一来二去，房东阿婆觉得小孩把地板弄得很脏，臧健和收工到家后，便收到阿婆疾言厉色的投诉。
搞清楚事情原委后，臧健和的处理方式十分聪明，之后她经常主动帮阿婆打扫家中卫生，同时教育女儿摩擦在所难免，但怀着爱心去沟通会让事情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阿婆也通情达理，对眼前这对南下讨生活的母女心生同情。于是在臧健和外出务工时，阿婆主动帮忙照顾孩子，还为她们提供了更大的房间，租金与之前保持一致。
日后回忆起这些往事，臧健和感慨，与阿婆的相处令她相信，无论管理企业还是与人沟通，不止有原则，还要有爱心。
1978年3月，臧健和做工时被一个年轻人撞倒，已经吃过太多苦的她并没有在意，起身接着干活，直到晚上回到家才感觉腰痛难忍。
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诊断为腰骨断裂，这意味着臧健和再也无法承受重体力劳动。
更糟糕的是，医生还发现她身患严重的糖尿病，必须通过注射胰岛素来控制血糖，对于这个贫寒的家庭而言，这笔治疗费用无疑是个沉重的负担。
香港社会福利处了解到臧健和的遭遇主动上门，提出为她提供一份社会保障金，这份金额比她日常的体力工作收入要高些。
让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是，就像当初拒绝婆家提供的保障一样，臧健和却坚决拒绝了保障金。
这种执拗或许正是臧健和日后创业成功的原因之一，她觉得如果依赖于救济金，那母女这辈子就这样了。
如果她只是追求安稳的生活，当初留在泰国便可下半辈子无忧，但既然选择来香港，就是为了争口气，更要为女儿的人生提供更多可能。
在家养病期间，不少工友上门探望。虽然此时的臧健和囊中羞涩，但还是会以北方人的待客之道——包顿饺子来款待家里的客人。
臧健和的山东饺子皮厚、馅大、味道浓郁，所有吃过她饺子的人都会留下一句：“好好食啊。”有位工友甚至称赞，这手艺完全可以拿到店里卖。
就这么随口一句，却点亮了臧健和未来的路：既然没法做重体力活，何不摆摊卖饺子？身体好了出摊卖卖，不舒服要带孩子收摊就好。
饺子，在北方是朴素的日常食物，却承载着普通百姓对生活的美好期许，更成为臧健和人生下半场奋斗的主旋律。
图片湾仔码头的第一声吆喝
上世纪70年代，香港地铁尚未开通，来往港九之间的主要交通工具还是轮渡，从九龙出发来到港岛，上岸的第一站便是湾仔码头。
摆渡而来的人流，在途中解决一顿便餐也成为刚需。因此，这里汇集了大量小摊贩，臧健和同样选择在这里开始最初的创业。
臧健和用手中仅有的500元港币作为启动资金，购买了餐具、原材料以及组成餐车的木料。
眼前的实际困难靠双手都可以解决，但对她而言最难以接受的还是心理落差。
出摊的第一天，一个声音一直回响在臧健和的脑海里：终于还是沦为街边小贩了。
别人都在努力吆喝叫卖，而臧健和，根本喊不出口。
这时有五个学生来到摊前，开口道：“你卖乜？”（你卖的什么）
虽然臧健和还听不太懂粤语，但知道肯定是客人询问，马上热情的比划是水饺，北京水饺。
来了生意，臧健和也顾不上内耗，热情招呼学生坐下，很快端上刚出锅的水饺。
“好好食啊！”一位学生脱口而出的评价，完全打消了臧健和的所有顾虑，也让她对自己小小的创业开始有了信心。
日后几十年里，每当有人问起她关于“湾仔码头”创业的故事，她总是会兴高采烈地描述卖出的这第一份饺子。
很快，母女三人就在湾仔码头混出了名堂。臧健和照看生意，女儿们放学后就来帮忙。
香港人不喜欢饺子皮太厚，就将皮擀得像馄饨皮一样薄，喜欢清淡饮食，就在饺子馅里减少肥肉的比例，还增加鱼虾等本土化的馅料。
1978年，香港《文汇报》的记者来到摊前，不仅品尝了臧健和的饺子，更被母女三人的故事打动。
这是媒体第一次对臧健和的故事进行公开报道，此后各路记者成了她饺子摊的常客。
仅在1982年就有超过30家港媒对臧健和进行报道采访，她甚至以小摊主的身份登上了杂志封面。
而《东方日报》以“水饺皇后”的标题吸人眼球，这个名号彻底响彻香江两岸。
1983年，随着香港政府对湾仔码头进行改造，小贩不得摆摊，臧健和不得不离开这块福地，用港府的赔偿和这几年的积蓄开办了一家饺子工厂。
被臧健和称为“表姐”的一位朋友，把她的饺子带到香港日商的内部聚会上，其中一位日本商人的千金从未见过中国水饺，却一口气吃下20多个，这位日本商人敏锐的嗅到了饺子中存在的商机。
当这份邀约摆在臧健和面前时，臧健和既兴奋又紧张，因为落款处的这家公司，正是发源自近畿的日本老牌百货公司大丸。
一见面，这位日本老板便提出想看看臧健和的工厂，臧健和愣住了，将自己只是小贩出身，只有个山寨工厂的背景全盘托出。
“表姐”埋怨臧健和你们北方人就是太实诚了，但她的这份坦诚却换来了第二次邀约的机会。
也许是对臧健和的饺子有了背景调研，第二次见面时日资合作的意愿十分强烈，他们愿意提供更大规模的工厂，提供品牌牌照，臧健和却拒绝了天上掉下的这块“馅饼”。
日本商人打得一手好算盘，饺子还是臧健和的，但换上了日商的品牌。
臧健和虽是小贩出身，但具有敏锐的品牌意识：等资方把这口饺子咽下去，臧健和被踢出局，饺子就和自己完全无关了。
她坚决不接受让“北京饺子”摇身一变成为“东京饺子”。
第三次谈判时，主动权已经掌握在臧健和手中。最终，她保住了品牌自主权，只是以合作品牌的身份入驻大丸百货。
1984年，香港政府接到牌照申请，臧健和提交的“湾仔码头”牌北京水饺正式成立，起这个名字意味明确，她提醒自己在哪里起家，也告诉食客还是当年的那家水饺。
进入商超的“湾仔码头”迅速占领了市场。
根据当时的数据统计，湾仔码头在香港生饺市场占有率达100%，速冻水饺占有率达30%。
TVB更是以她的故事为原型，在1995年拍摄了电视剧《水饺皇后》，由陈松伶饰演臧健和，这也令更多人了解了她颠沛流离，又绝地反击的传奇人生。
图片回归与馈赠：饺子里包着的中国心
1997年7月，臧健和开心的向各界妇女老人送出近2000盒水饺庆祝香港回归。同月，湾仔码头与美国品食乐集团达成收购协议。
这家美国冷冻餐饮界巨头收购了湾仔码头70%的股权，目的是将湾仔码头推向全球，填补世界市场缺乏顶级中国水饺品牌的空白。
但在亲自参观了品食乐的现代化食品工业生产线，见识到对方面向全球的销售网络后，她逐渐改变了想法。
借助这次收购，湾仔码头企业规模进一步扩张，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终于有机会进入中国北方地区，大部分国人也是00年左右接触到早就风靡全港的“北京水饺”。
1998年3月，湾仔码头在上海开办了第一家合资工厂，此后陆续在全国各地投资建厂。臧健和的饺子终于回到了内地，回到了北方。
在内地下岗潮的那几年里，她的工厂优先招收下岗女工，帮助妇联成立再就业培训机构。她用自己的切身经历，鼓励工人重拾生活信心，最大程度上提供劳动岗位。
此外，臧健和开始频繁的为内地提供慈善帮助，帮助孤寡老人，支持家乡的教育事业等等。
后半生大跨步的事业发展的同时，臧健和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糖尿病折磨了她40年，心脏问题也时常困扰着她。
2019年，“水饺皇后”臧健和在香港跑马地养和医院逝世，享年73岁。
从一辆手推车，到叱咤商界的食品帝国，臧健和用一生证明：人生如饺，要经得起滚水翻腾，才能浮出水面。
